从“界”的范畴意义到边界的生成机制

刘洪一“界”论的结构化阐释与社会科学展开

——兼论复杂社会的结构边界动力学

作者：文颜

新加坡独立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

2026年8月

摘 要

刘洪一先生把“界”从空间限度提升为贯通本体论、认识论与工具论的元范畴，并以有界、无界、合界、变界构造综合认知范式。这一原创性工作揭示了差异、关联、综合与变化背后共享的逻辑支点，为进一步讨论现实社会中边界的生成、维持与变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沿着刘洪一先生所开辟的理论路径，对“四界认知”作一项面向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构化阐释，并据此提出“结构边界动力学”：边界不是对象既有属性，也不仅是主体划出的概念线，而是行动者、规则、资源、媒介和事件在时间中耦合形成的选择性通行结构。本文将边界表述为状态依赖函数，区分识别、准入、转换、分配、反馈五类机制，提出边界强度、渗透性、转换成本、合法性、执行能力与现实偏差六个可观察维度，并给出边界生成、边界累积、临界变化、跨域耦合、表征—结构脱钩等研究命题。本文并非另立一种“界”论，而是希望说明：刘洪一先生提出的“四界认知”还可以进一步展开为适用于历史、组织、阶层、平台治理与人机关系研究的动态分析框架。

关键词：界；边界；结构动力学；复杂社会；机制解释；人工智能

一、问题的提出：从“界”的元范畴意义出发

刘洪一先生关于“界”的研究完成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建构：它没有把边界仅仅理解为地理线、制度墙或分类结果，而是追问一切差异、尺度和关联何以可能。他在《“界”的范畴意义与工具价值》中把“界”界定为“范畴中的范畴”，从汉字“界”的空间本义出发，统摄界限、差异、界域、境界、尺度、媒介、接界等多重语义，并以有界、无界、合界、变界四种认知方式分别把握对象的绝对性、相对性、特定性与不定性。2026年的《赛博格与界的本体论》又把这一思考延伸至技术与人类深度嵌合的数字时代，显示“界”不仅是具有深厚传统根基的哲学范畴，也是理解人机时代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入口。

刘洪一先生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展开空间。本文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尊重其元范畴结构的前提下，把这一理论进一步转译为社会科学可以操作的研究语言。为此可以沿三个方向继续细化：第一，在“界”的丰富语义内部辨析界限、尺度、界面、媒介与领域之间的转换关系；第二，把“界先于万物”的哲学命题落实为对现实边界之形成、实施、稳定与变化的机制考察；第三，在有界、无界、合界、变界的总体框架内，进一步观察社会边界所涉及的资格、资源、风险、发言权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异性后果。这些工作不是对原理论的替代，而是其内在分析潜力在经验社会科学中的具体展开。

本文据此把“四界认知”视为整个分析的理论基础：有界提供差异识别，无界揭示相互渗透，合界处理多尺度整合，变界捕捉时变性。在这一基础上，再依次讨论结构机制、动态过程与证据约束：什么结构使认知差异转化为社会事实，边界在何种反馈下增厚、软化、迁移或突变，以及何种观察可以支持或修正研究者对边界的判断。通过这样的层次化处理，“界”的哲学意涵可以更充分地进入具体社会现象的解释与研究。

二、边界研究的既有积累与进一步对话空间

（一）从分类到不平等：社会科学中的边界

国际社会科学并不缺少边界研究。符号边界研究关注行动者如何区分人、事物与实践，并据此建立价值等级；社会边界研究则关心这些区分何时转化为稳定的资源差异和机会封闭。科学社会学的“边界工作”揭示科学共同体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界，以获得权威、资源与公共可信度。组织研究进一步讨论专业、部门与制度之间的边界如何协调知识交换，也说明边界既可能阻隔合作，也可能成为接口。

这些研究以经验分析见长，分别聚焦身份边界、职业边界、组织边界、知识边界或政治边界。刘洪一先生的工作则从更基础的层面追寻不同边界共同的哲学根基。二者之间具有重要的互补关系：前者能够为“界”的理论提供丰富的经验场景，后者则能够为分散的边界研究提供总体性认知框架。本文提出结构边界动力学，正是希望在二者之间建立一座中间层桥梁，使元范畴的统摄能力与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相互贯通。

（二）刘洪一“四界认知”的理论价值

“有界”指出没有差异便没有对象；“无界”指出差异项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媒介、缓冲和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合界”强调单一尺度不足以认知复杂对象，必须让多种视界与尺度交互；“变界”则强调对象、尺度和观察方式都处于变化中。这四个维度覆盖了边界研究最重要的四个问题：对象如何被识别、对象如何关联、不同边界如何协同、边界如何变化。它们不是四种互斥状态，而是同一边界过程的四个观察面。

（三）从认知范式到社会分析的变量展开

为了把“有、无、合、变”用于具体社会研究，可以在其下进一步引入行动者、资源、规则、媒介、时间和后果等变量。行动者维度帮助说明谁在参与界定；资源维度帮助说明界定何以发生作用；规则维度区分临时阻隔与制度边界；媒介维度解释边界如何被连接和跨越；时间维度把变化呈现为可追踪的轨迹；后果维度则考察边界对机会、身份和资源流动的实际影响。这里的变量并非外加于“四界认知”，而是对其社会科学含义的展开。

三、结构边界动力学：核心概念与形式模型

（一）边界不是线，而是选择性通行结构

本文把边界定义为：在特定时空中，对对象的身份识别、进入资格、跨域转换、资源分配和违规处置进行选择性调节的一组结构机制。这个定义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边界具有关系性：离开边界两侧的对象及其关系，边界不能独立存在。其二，边界具有执行性：只有当分类能够改变行动许可、资源流或后果时，它才从符号边界转化为结构边界。其三，边界具有时间性：边界的规则、执行能力和正当性会随事件与反馈变化。

设社会系统在时刻 t 的状态为 Sₜ=(Vₜ,Eₜ,Aₜ,Cₜ,Rₜ,Lₜ)。其中，V 表示行动者与对象，E 表示关系网络，A 表示可采取的行动集合，C 表示制度与规范约束，R 表示资源分布，L 表示合法性结构。边界 Bₜ 不是 Sₜ 外部的一条线，而是定义在状态上的选择函数：

Bₜ(x,a,d) → {允许，限制，转换，拒绝，惩罚}

这里，x 是被判断的对象或行动者，a 是拟采取的行动，d 是目标界域。边界由此不再只是“属于/不属于”的二值分类，而成为一组对行动后果进行编码的规则。国籍边界不仅说明一个人是谁，还决定其进入、居留、工作和福利资格；学科边界不仅说明知识属于哪个领域，还影响项目评审、期刊准入和职业晋升；平台边界不仅区分用户与非用户，还通过账号、权限、算法可见性和数据接口分配机会。

（二）边界的五类机制

第一，识别机制 I：把连续、混杂或多义的现实映射为可治理类别。第二，准入机制 G：决定谁能进入某一空间、制度或资源池。第三，转换机制 T：规定对象跨界时必须改变何种身份、格式、证据或行为。第四，分配机制 D：依据边界位置分配收益、成本、风险与责任。第五，反馈机制 F：边界实施后的结果反过来改变规则、合法性与执行能力。五类机制共同构成一个闭环：

现实状态 → 识别 → 准入/拒绝 → 转换 → 分配 → 反馈 → 新边界

这一闭环解释了为什么边界既稳定又变化。分类一旦进入准入和分配机制，就会制造可观察的群体差异；这些差异随后又被用来证明原有分类“自然”或“必要”，形成自我强化。相反，当边界造成的损失过大、例外过多或现实变化使分类失真时，反馈会侵蚀合法性，推动边界重构。

（三）六个可观测维度

边界的总体状态可写为向量 bₜ=(σₜ,πₜ,κₜ,λₜ,εₜ,ρₜ)。这六个维度避免把“开放/封闭”当作单一连续轴。例如，一个制度可能名义上开放，渗透性较高，但转换成本极高；也可能规则非常严格，却因执行能力弱而形成事实开放。最危险的状态不是边界最强，而是合法性与执行能力仍高、现实偏差却持续增大：此时制度能够稳定实施已经不再适配现实的分类，并把错误大规模转化为结构后果。

四、从“四界”到四种边界动力

（一）有界：差异的生成与固化

有界不是发现现成差异，而是把某些差异选为具有后果的差异。年龄连续变化，但法律以特定年龄设定成年边界；知识连续交叉，但大学以院系、专业和期刊划分学科。边界首先完成信息压缩：它舍弃对象的大量特征，只保留与治理目标相关的少数指标。压缩提高协调效率，却也制造误分类。因此，有界动力的核心矛盾是“可治理性收益”与“现实损失”之间的权衡。

（二）无界：跨界流动与选择性渗透

无界不等于边界消失。现实中的开放通常是选择性渗透：资本可跨境而劳动者受限，数据可流入平台而算法不可见，跨学科口号被鼓励而评价体系仍按传统学科运行。真正需要研究的不是有没有边界，而是哪些对象以何种方向、速度和成本穿越边界。由此可区分对称渗透与非对称渗透。后者是权力的重要形式：强势一方能够进入、提取和定义弱势一方，弱势一方却无法反向进入或质询。

（三）合界：多重边界的耦合

合界不是消除不同边界，而是处理多重边界之间的耦合。个体的机会往往同时受地域、组织、职业、教育、技术和身份边界影响。单一边界看似柔软，多重边界叠加后却可能形成坚硬的封闭结构。反之，一条边界的突破若能触发其他边界协同变化，便会产生制度创新。合界研究的对象因此不是简单的“跨学科”，而是边界之间的相互放大、抵消、替代和锁定。

（四）变界：反馈、突变与路径依赖

边界变化并非均匀发生。多数时期，规则通过日常执行和合法化叙事缓慢积累；当现实偏差、规避行为与外部冲击超过制度吸收能力时，边界可能发生临界突变。旧边界不会立即消失，而会以数据格式、组织惯例、法律身份和利益结构残留，形成路径依赖。因此，变界不能只描述“从封闭到开放”，而应追踪规则、执行、资源与合法性四条轨迹是否同步。边界重写而执行机制未变，只是名义改革；技术接口开放而资源控制未变，只是表面跨界。

五、可检验命题：边界何时稳定、失效与突变

命题一（结构化命题）：符号差异只有进入准入、转换或分配机制，才会转化为具有持续后果的社会边界。由此可检验：相似的话语分类，在制度嵌入程度不同的场域中，是否产生不同的资源差异。

命题二（累积强化命题）：边界执行造成的资源差异越能被后续识别机制重新读取，边界越可能自我强化。学校分流、信用评级、平台标签都可能形成“分类—机会—表现—再分类”的循环。

命题三（非对称渗透命题）：当跨界流动在方向、主体或对象上高度不对称时，表面开放会增强而非削弱支配关系。检验重点不是跨界总量，而是双向流动比率、价值截留位置与规则定义权。

命题四（多界锁定命题）：两个以上边界在同一群体上正向耦合时，排斥效应大于各单一边界效应之和；当其中一条边界成为其他边界的认证入口时，系统将形成锁定节点。

命题五（临界突变命题）：当现实偏差 ρ 持续上升、合法性 λ 持续下降，而执行能力 ε 仍维持高位时，边界不会线性软化，而更可能在触发事件后发生突变。换言之，强执行可以延迟变化，却可能积累更大的突变势能。

命题六（中介增殖命题）：跨界媒介的增加并不必然降低边界成本；当媒介掌握认证权、数据权或接口权时，旧边界可能被平台化的新边界替代。中介既是桥梁，也可能成为新的关口。

命题七（表征—结构脱钩命题）：边界话语越强调融合、开放与无界，而准入、分配和申诉机制越缺少变化，表征开放与结构封闭之间的脱钩越严重。该命题可用于识别跨学科、全球化、平台开放和组织扁平化中的象征性改革。

六、研究设计：如何把“界”变成可证伪的社会科学

（一）研究单位：边界事件而非抽象对象

经验研究应把“边界事件”作为基本单位：某一对象在特定规则下被识别、准入、转换、分配或拒绝的可定位事件。与泛泛讨论“阶层边界”相比，边界事件能够记录谁提出申请、依据何种规则、由谁裁定、付出何种成本、获得何种结果以及是否申诉。大量边界事件可以重建边界轨迹，并比较正式规则与实际执行的差异。

（二）证据矩阵与竞争性解释

每项研究至少应区分四类证据：规则证据说明边界如何被正式定义；行为证据说明行动者如何遵守、规避或利用边界；流量证据说明人员、资源、信息如何跨界；后果证据说明边界如何改变机会、风险与身份。研究者还应同时保留竞争性解释。例如，某群体跨界率下降，可能来自边界加强，也可能来自需求下降、替代通道出现或数据记录变化。只有当不同证据共同排除竞争性解释时，才能声称边界机制成立。

（三）反事实与负向控制

边界研究还可以引入反事实：若没有这条边界，资源流和行动结果将如何？研究者可以利用政策阈值、规则变更、相邻地区差异、组织间制度差异和时间断点进行识别，并选择理论上不应受该边界影响的对象或结果作为负向控制，检验观察到的变化是否只是共同趋势。这样，刘洪一先生所揭示的“界”的普遍意义，便能够获得更加丰富、可比较和可积累的经验证据。

七、人工智能时代：界不是被消灭，而是被机器化

赛博格、人机协作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常被描述为打破人/机、真实/虚拟、作者/工具的旧边界。然而，技术并没有简单消灭边界，而是把边界转化为模型、权限、接口、评分、推荐和自动决策。过去由人解释的制度规则，正在被编码为机器可执行的分类与阈值；过去可以协商的模糊地带，可能被系统强制压缩为可计算选项。边界因而从可见的墙转变为不可见但高频运行的判定函数。

在人工智能系统中，至少存在四组关键边界：数据边界决定什么现实可以进入模型；模型边界决定哪些关联可以被学习和表达；行动边界决定系统能否把判断转化为现实操作；责任边界决定错误后果由开发者、部署者、使用者还是系统承担。人机融合的真正问题并非“人和机器是否还有界”，而是谁有权设定这些边界、系统依据何种状态重验证边界、边界错误如何被发现、何时必须停止自动行动。

因此，对人机时代“变界”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纳入现实偏差与可撤销性。如果系统仍用旧模型判断已经变化的现实，形式上正确的边界也会产生错误结果；如果边界判定不可解释、不可申诉、不可撤销，边界就可能从协调机制转化为自动化支配。沿着刘洪一先生对赛博格与界之本体论关系的讨论继续展开，还可把研究视野延伸到机器判定的运行过程：每一次允许、限制、降级、转交或停止，都应留下可追溯的状态、规则、证据与责任链。

八、讨论：刘洪一“界”论的继承、阐释与展开

本文继承了刘洪一三个最重要的判断。第一，界不是局部概念，而是差异、尺度和关联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第二，界既分隔又连接，边界与媒介不可分离。第三，界必须在有、无、合、变的统一中理解，任何把边界视为静态线条的理论都不完整。

在具体的社会科学运用中，本文尝试对三个问题作进一步辨析。其一，可区分“界”在本体论、认识论与制度分析中的不同层次，以便把“界先于万物”的哲学洞见更准确地转化为经验研究问题。其二，可将“无界”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具体理解为选择性渗透，从而考察不同主体、对象和方向上的跨界条件。其三，可把“合界”理解为多重边界的耦合过程；它既可能形成综合认知与制度协同，也可能伴随冲突、锁定与排斥。上述辨析均以“四界认知”为出发点，目的在于呈现其更丰富的社会科学解释空间。

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在刘洪一先生“界”论的总体框架内增加一组较为具体的分析结构：把边界展开为识别、准入、转换、分配、反馈五种机制；以强度、渗透性、转换成本、合法性、执行能力和现实偏差六个维度描述其状态；将其置入状态—行动—后果—反馈的时间闭环；并提出七项可供经验研究讨论的命题。结构边界动力学因此应被理解为“四界认知”的一种社会科学应用方案，而不是与之并列或竞争的另一套理论。

九、结论：社会不是由实体组成，而是由边界过程生成

如果说刘洪一的理论揭示了“没有界便没有差异化世界”，本文进一步提出：没有边界机制，差异便不会稳定地转化为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不是哪些实体已经存在，而是何种机制持续决定谁被看见、谁可进入、什么可以流动、跨界需要付出什么、收益与风险如何分配。边界是分类的结果，也是行动的条件；是秩序的外缘，也是资源流动的内部装置。

一个更完整的界论，应同时回答四个问题：边界如何使对象成为对象；边界如何把差异变成后果；多重边界如何耦合；边界何时在反馈中发生突变。“有界—无界—合界—变界”由此不再只是四种观看世界的方法，而是四组可以追踪的结构动力。其理论雄心也由“以界解释世界”转变为“解释界如何生成世界”。这一步，才使中国语境中的“界”有可能进入全球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对话。

参考文献

刘洪一，2021：《“界”的范畴意义与工具价值》，《哲学研究》第11期，第66—76页。

刘洪一，2026：《赛博格与界的本体论》，《学术研究》第5期，第171—180、198页。

刘洪一主编，2023：《边界的意义：饶宗颐文化论坛文集（2021—2022）》，北京：商务印书馆。

士尔，2017：《两界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Lamont, Michèle and Virág Molnár,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67–195.

Gieryn, Thomas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 781–795.

Gieryn, Thomas F., 1999, Cultural Boundaries of Science: Credibility on the L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uhmann, Niklas,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bbott, Andrew,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ar, Susan Leigh and James R. Griesemer, 1989, “Institutional Ecology, ‘Translations’ and Boundary Object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3): 387–420.

Barad, Karen,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